【核心提示】中印雙方在跨界水資源問題上有著廣泛合作空間，成功關鍵取決於雙方是否有足夠強大的政治意願。在水資源等功能性問題上的務實合作將有助於彌補中印間長期存在的戰略信任問題。

　　一般認為，國家在上升過程中，對資源的需求也相應增加。這種資源既包括傳統的石油資源，也包括重要性日益上升的水資源。資源的稀缺性帶來了競爭，而爭奪稀缺水資源的使用權可能釀成國內和國際衝突。加拿大學者托馬斯·霍默一迪克遜（Thomas F.Homer－Dixon）就認為，環境的稀缺性會導致暴力衝突，而這種衝突往往傾向於持續化、擴散化和次國家化。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由於很難適應環境惡化帶來的社會效應，因此更易出現社會動蕩。這是典型的資源稀缺與國家間衝突因果互動的分析框架。

　　當前，隨著中國和印度在亞洲的共同崛起，以及全球性變暖引起的氣候變化、環境惡化、以及由之而來的國家對水資源安全敏感係數的增加，中印間跨界水資源問題就不再僅僅隻是一個資源和技術性問題，而更多地具有了政治、安全和戰略意義。遺憾的是，至今中印兩國在跨界水資源議題上仍存在著眾多認知上的差異甚至偏見。在印度國內，“中國水資源武器論”、“中國水威脅論”、和“中國築壩改道論”等消極思維定式大有市場，這在客觀上為中印跨界水資源問題的妥善解決造成了障礙。因而，有必要對中印跨界水資源議題的核心問題加以厘清，對傳統的“稀缺－－衝突”的思維慣式進行糾正，並探尋未來可能的合作框架，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跨境水資源：稀缺導致衝突還是跨界帶來合作?

　　在曆史上，跨界水資源的保護和開發利用一直是個敏感而複雜的問題。一般而言，跨界水資源指跨越不同地域的以湖泊、河流等形式存在的跨界水係，同時還包括以地下蓄水層中各類“水庫”形式存在的水資源。其中跨界河流，通常指天然水流經兩個以上國家的河流，從類別上說主要分為界河和跨境河流兩種。

　　關於跨界水資源如何影響國家間關係，國際發展研究中心（IDRC）的丹尼爾·巴克爾斯（Daniel Buckles）認為，自然資源影響國家間關係的主要背景包括兩個：一是基於物理空間的互聯性，一個群體對於自然資源采取的行為可能對其他群體產生深遠影響；二是基於社會空間的共同性，自然資源會使群體間產生複雜的、非平等性的關係。

　　一般認為，隨著人口的增長、環境惡化以及水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水資源稀缺狀況將更加嚴重，從而更容易導致國家間關係的緊張和衝突。目前就水資源與國家間衝突的因果聯係而言，美國太平洋研究所水務問題專家彼得·格萊克（Peter Gleick）認為，“當水資源稀缺時，各方獲取水源的競爭往往更容易導致國家將水資源與國家安全聯係起來。水資源缺乏、水資源不當管理和水資源分配不均都是引起水資源衝突的原因，同時兩個或多個國家對共同水源的依賴也容易引發水資源衝突”。美國加州大學環境經濟學和水資源及政策研究專家阿瑞爾·第納爾（Ariel Dinar）認為，“曆史上對水資源擁有權的不同主張，水資源與其他衝突的交織以及對分配權的認知差異均是導致水資源衝突的重要原因。”

　　然而，與傳統的“跨境水資源稀缺導致國家間衝突”的經典解釋範式不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跨境水資源稀缺本身並不必然導致衝突，相反，在水資源稀缺的前提下，國家更容易在跨境水資源上進行談判、妥協和合作。在2003年聯合國世界水資源發展報告（WWAP）中，通過對1948年至1999年間在國際大河流及國際盆地水域間產生的1831起水資源糾紛和衝突的解決形式進行係統研究（見圖一），發現：（1）在跨界河流水資源的衝突中，國家采取極端手段（如水戰爭）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很小，多數水資源糾紛（約有438起）通過“柔性、言語性的溝通”方式得到了解決；（2）國家間因水資源糾紛而進行的互動多數具有積極的合作性意義。在解決糾紛方式的數量上，國家用積極方式來解決水資源糾紛的數量是用消極解決方式來解決問題數量的2倍；（3）跨境水資源糾紛可能成為國家間進行合作的催化劑。曆史實踐表明，即使在宿敵之間，也有可能在跨境水資源上進行合作。

　　同樣，還有研究表明，上下遊國家間通過簽訂條約和共同河流管理而達成合作協議的幾率很高。而莫倫（Irna van der Molen）的研究也表明，水資源不一定是衝突的根源，相反，各方有可能通過合作實現共贏。“在國際層麵，水資源更表現為跨界的合作，跨界水資源將更多地阻止衝突的升級，而非導致衝突的產生。”在如何管理跨界水資源衝突上，亞倫·沃爾夫（Aaron T.Wolf）的研究也表明，“在未來，水資源衝突的形式將越來越與傳統的表現形式不同，衝突可能更受國內和地方壓力的驅動。這將意味著在水資源談判和水資源衝突管理時需要運用一些新的技術，這為各國合作奠定了基礎。”

　　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政策涵義，即，在現實中，盡管跨界水資源對每個國家都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但不至於或不可能演變為媒體宣傳的“水戰爭”。國家在跨界水資源上采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很小，各國將更多地將依賴於經濟、產業和科技方麵的談判和協作來達到共贏。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如果兩國間具有足夠的政治合作意願，在跨界水資源問題進行合作的空間將非常廣泛。

二、中印跨境水資源：問題現狀及認知差異

　　據不完全統計，中印間跨境河流除了最大的雅魯藏布江（印度稱布拉馬普特拉河）外，還有其他國際河流多條。大致看來，中印之間的主要國際河流如下：

　　從源頭上不難看出，中國處於這些國際河流的上遊，且印度盆地的水資源均起源或經過西藏高原。從流向上看，涉及中印間（不包括中印孟）的水資源糾紛主要集中於雅魯藏布江及其支流。當前，隨著中印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對水資源需求的不斷增多，“水資源安全和水資源利用不僅是資源環境安全問題，而且是關係到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問題。”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麵而對當前中印間在跨界水資源問題上的主要分歧進行闡述。

1、水資源因邊界問題而被政治化

　　1962年中印戰爭不僅深深影響了印度對華的戰略認知與戰略思維，也成為導致中印雙邊信任赤字的主要導因之一，高級層麵的戰略不信任也反映在對“水資源”這種低級政治的戰略認知上。

　　在印度國內，中國的地理優勢（上遊國家）往往成了印度在跨境水資源問題上指責中國的主要理由之一，並因邊界問題而更加複雜化。印度學者就公開指出，“在邊界問題上，中國除了在政治上實行強硬政策外，還采取了資源強硬政策，特別是水資源。”在國際上，印度也通過聯合研究的方式巧妙地影響了西方對中印間跨界水資源問題的看法，水資源被“妖魔化”為中國企圖“遏止”印度的主要支持證據之一。如《亞洲水安全領導小組》的研究報告就指出，“與中國比起來，印度的優勢在於印度人口中有30%的素食主義者，其餘70%大多也是少量食肉者，而中國人口中大部分是食肉者。在對水資源的消耗上，食肉飲食是食素飲食的兩倍好多。”“在水資源安全上，位於中國西部西藏平原的喜馬拉雅冰川正在迅速消融。在短期內，這可能有利於水利的開發，但在長期而言，這必將導致上下遊國家間的衝突。”

　　由於沒有簽訂任何正式的水資源分配協議，水資源與中印邊界的聯動主要表現在中印東段邊界爭議區（即我藏南地區，印稱阿魯納恰爾）。印度將雅魯藏布江穿越中印東段邊界爭議區的河段稱為“西昂河”，將進入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邦後、並彙合洛希特河後的河段才稱布拉馬普特拉河。印度政府一直計劃建造“上西昂河水電站”。印度國防分析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退役上校高塔姆（P.K Gautam）就認為，“如果任憑中國在布拉馬普特拉河修大壩，而導致印度可利用的水資源越來越少，我們隻能抱怨，那是由於印度在東北部地區沒有任何大壩項目的緣故”。部分印度學者還認為，“中國對阿魯納恰爾（即我藏南地區）的主權要求是基於中國國內的水需求結構。如果中國獲得對阿邦的主權，將意味著與此同時中國也獲得了2億立方米的水資源。”在將邊界與水資源進行關聯後，中國“水威脅論和水武器論”在印度大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