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新美

有沒有一門學科綜合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這三大領域？有，社會生物學！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文學科以及社會科學將縮小為生物學裏的特化的分支；曆史、傳記及小說，則是人類行為學的研究報告；至於人類學和社會學加起來，也隻不過構成單一一種靈長類動物的社會生物學而已。”

2008年的夏天，自1975年推出伊始就備受爭議也備受推崇的科學巨著《社會生物學》的中文全譯本，終於在中國出版。

遲來的盛宴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社會生物學》英文原著就已經進駐北京圖書館了。1985年，由李昆峰編譯的《新的綜合:社會生物學》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列入赫赫有名的“走向未來叢書”推出——這使許多中國人第一次知道了“社會生物學”這回事，第一次知道了愛德華·O·威爾遜這個名字。

不過，該版本隻是挑選了威爾遜《社會生物學》的一部分內容進行編譯。據說，這個編譯本當時發行了十幾萬冊。由於“走向未來叢書”為中國讀者所珍愛，如今，藏有這個編譯本的中國讀者應當在“萬”的量級上，而記者獲悉，許多中國學者家中都收藏了《社會生物學》的英文原著。

一部國外在30多年前就已推出的巨著，為什麼國內遲至今年才出版完整的中譯本？“原因主要是部頭太大，翻譯難度太大。” 《社會生物學》中譯本編輯、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人文社科事業部主任範春萍告訴記者。

據了解，七八年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王慶仁曾組織人翻譯《社會生物學》，但因為該書涉及的學科太多，校譯的難度非常大，遺憾地以失敗告終。

大概四五年前的一天，中國科學院規劃戰略局副局長田洺與範春萍聊起了《社會生物學》。曾經從事過生物學研究與教學工作的田洺極力推薦出版該書的中文版，他對範春萍說:“這是一本很棒的書，應該讓國內讀者看到它。”

作為資深編輯的範春萍是個科普的癡迷者，知道了一本好書而又不能出版就會耿耿於懷。於是，她聽取了田洺的建議，設法買到這本書的中譯出版權，並開始尋找合適的譯者。

由於該書廣泛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因此她最終找了4位從事不同學科研究的譯者來共同翻譯此書，以保證其譯文的質量。該書譯者中，毛盛賢是從事數量和群體遺傳學研究的教授，孫港波是曆史學教授，劉耳是社會學教授，劉曉君是科技哲學副教授。毛盛賢早年留英，劉耳早年留美。孫港波、劉耳和劉曉君都擁有博士學位。

“對愛書人而言，《社會生物學》無疑是一道學術、智慧、文化及精神的盛宴。”範春萍說:“這部書中的內容能被以威爾遜為代表的人類研究得如此細致，又能寫成這樣一本大書，本身就是個奇跡。在編輯書稿的過程中，我常常不自覺地驚歎威爾遜真是個神人，驚歎他如何能寫出這樣的好書。這本書視野宏大、結構嚴謹、視角犀利、層次分明，特別是細節精致。這也是我讀這部書稿最深的印象之一。”

同樣癡迷科普的《大眾科技報》總編輯助理、《社會生物學》中譯本的特約編輯尹傳紅，對威爾遜敢為人先的探索勇氣和《社會生物學》的博大精深也激賞不已。他告訴記者，2005年夏秋之間，他花了幾乎整整3個月的業餘時間，把100多萬字的《社會生物學》中譯初稿細讀了一遍，“邊讀邊改邊思考，不時為作者的旁征博引和精妙推論而震撼”。

尹傳紅還記得當初範春萍鼓動他加盟《社會生物學》編輯工作時“放”的一句話:“這活兒你要是不接以後準得後悔！”如今3年過去，再回首，尹傳紅說做特約編輯的那番辛苦“的確很值”:既極大地豐富了自己的知識結構、開闊了科普創作的視野，又“上了一堂很好的科學方法和邏輯思維課”。而記者聽說，該書一位譯者曾表示，譯完此書後他甚至在考慮是不是要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

由於社會生物學涉及學科眾多，這便給社會學、人類學、曆史學、心理學、考古學、文化學、哲學、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種新的參考框架和思路。王慶仁讚歎說，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完整地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是做了一件好事，對中國學術界應該是一個很重大的貢獻。

“坦率地講，《社會生物學》可謂生物學史上的一座裏程碑，是生物學中一本最係統全麵的經典著作。”田洺說，該書“闡述的線索清晰明了，涵蓋了大量事實和數據，它是從綜合的角度研究社會行為學的奠基之作。這部科學的經典，應該成為大學生的必讀之書，值得現今的大學生閱讀四五遍”。

投身到社會生物學中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時，威爾遜是一位重點研究螞蟻的昆蟲學家。他對社會生物學感興趣，源於1956年1月和他的第一個研究生艾爾特曼開始的一項“特別的動物學研究計劃”。

在波多黎各東海岸外的小島凱佑聖地牙哥觀察恒河猴群後，威爾遜著迷於猴群中的管理職別、聯盟、血親關係、爭奪領地、恐嚇等現象。他和艾爾特曼想到:“所有可以掌握在手中的社會動物資料整合在一起時，或許可以冠上隻是處於雛形時期的‘社會生物學’之名。”

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由於族群生物學成為獨立學科的力量愈來愈紮實，威爾遜對其與社會生物學的相關性也越來越有信心。1964年，他指出“社會就是族群，兩者應該適用同樣的分析方法”——提出了社會生物學的觀念，以作為族群生物學的延伸。威爾遜希望自己能對昆蟲的分類、解剖構造、生活史、行為以及社會組織等作出一份總結，並以此作為示範來說明族群生物學的組織力量。1971年，他寫出《昆蟲社會》一書，向世人展現了他對社會性昆蟲的視野，同時傳達出他眼中社會生物學的樂觀前景:“雖然脊椎動物和昆蟲之間的種係發生源頭非常遙遠，而且兩者間不論是個體還是非個體之間的溝通係統也具有本質上的差異，然而，這兩類動物所進化出的社會行為、複雜程度卻很近似，而且許多重要細節也頗為一致……社會生物學將從族群生物學以及行為生物學等學科中衍生出來，發展成一門獨立、成熟的科學。”

隨後，威爾遜將其研究延伸到了社會性昆蟲之外的脊椎動物學。這一延伸使他心中萌生了研究的“野心”:“將族群生物各學科裏的社會生物學‘全部’組織起來。”於是，在完成了《昆蟲社會》後，他又花了兩年的時間完成了《社會生物學》一書。威爾遜說，撰寫這兩部綜合理論著作的那幾年，是自己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威爾遜希望《社會生物學》能作為這類理論的一個網絡，“像是一本隨身攜帶的手冊，而絕不是像一本百科全書”。他把所有和“社會性”有關係的動物都搜羅其中，從群居的細菌和阿米巴原蟲，到成群結隊的猴子及其他靈長類動物，並指出了社會進化過程中的“尖峰”:“群居動物的社會最先獨立進化出來，爾後組織變得更複雜或精密，最後則擁有和其他動物截然不同的遺傳結構及組織形態。”而“尖峰”的代表性動物分別是珊瑚、管水母類及其他無脊椎動物；社會性昆蟲；社會性脊椎動物；最後則是人。因此，《社會生物學》依次按照4次“尖峰”的順序展開闡釋。田洺評價說，威爾遜在該書中將群選擇和親選擇理論應用的範圍更廣。

激蕩不已的爭論

1975年《社會生物學》問世後，被譽為社會生物學領域的奠基性著作。1989年，被國際動物行為協會評為曆史上最重要的關於動物行為的著作，其重要性超過了達爾文1872年出版的經典著作《人與動物的表情》。這部驚世駭俗的經典之作在創立了一個新學科的同時，也觸發了一輪圍繞先天和後天的古老爭論。

盡管得到了很多同仁的讚譽，但更廣為人知的是，《社會生物學》中的第27章——《人類:從社會生物學到社會學》卻也成為當時許多社會科學家和其他學者猛烈抨擊的對象，反對者強烈反對人的社會行為（即人的天性）具有生物學的基礎。其中對威爾遜攻擊最激烈的要數著名的進化遺傳學家理查德·勒沃汀和斯蒂芬·古爾德。1978年，威爾遜在參加一次社會生物學的討論會時，被國際反種族主義協會的一名支持者當眾潑了一瓶冷水。

該書中備受爭議的第27章被扣上了“基因決定論”的帽子。對此，威爾遜解釋說，《社會生物學》中強調的是“人性的共通之心，而非文化的差異所在”。他稱該書的目的在於頌揚進化生物學裏的多樣性，在於展示進化生物學裏的智慧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有關動物章節和人類章節的整體分量超過了其兩者的總和，因為討論人類的章節因動物學文獻增添了可信度，而有關動物的章節則因為和人類行為具有相關性，而增加了知識分量。

在《社會生物學》中隻不過是延伸了威爾遜感興趣的主體，由螞蟻拓展到社會性昆蟲，再推廣到脊椎動物及人類。他相信:“進化生物學應該能充作社會科學的基礎。”

對第27章中存在的爭論，田洺曾在《論契合——知識的統合》一書的譯者序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在科學中最沒有價值的理論並不是遭到人們批評的理論，而是不值得人們理睬的理論。在某些時候，有些具有良知的科學家慎重地盡量不用自然科學的知識來說明一些人類的社會問題。從根本上說，這樣做並不利於科學的發展。在慎重的同時，還需要有勇氣去大膽嚐試，在批評甚至抨擊中作出不斷調整。

田洺認為:“如果一種科學理論一經提出便招致人們的批評，說明這種理論具有一定的新意和創造性，招致的批評越是猛烈，說明這個理論的價值越大。也許這種理論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但它畢竟揭示了人們習以為常的觀點中所存在的問題或者不足，從而使人們重新考慮一些認識，這樣便促進了學術的進步”。

“《社會生物學》展現出了威爾遜最大的優點——敢想、敢闖，一種勇於向傳統觀念挑戰、突破的探索精神。”王慶仁教授說，尤其是從綜合的角度來認識生物，有創意的就是聯係到了人，包括人的社會、文化。此外，該書收集資料浩繁、極為豐富，現在也鮮有能跟他媲美的人。

王慶仁說，生物學本來就不僅要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研究生物的特點，還要研究生物的社會性。其實，威爾遜在研究社會生物學過程中指出人的一部分社會性由基因決定時，他的腦子裏並沒有種族的歧視，而隻有科學。現代的科學研究結果多少還是有利於他的理論。隻要用科學去認識，就能發現他的結論是合理的。在科學研究上不能為了種族平等就不去研究社會、生物之間的關係，科學研究過程中應突破這個禁區。正是這種突破禁區的探索才有了後人對其研究的不斷完善。

威爾遜在其《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中指出，人類的社會行為也是其基因組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批駁了人類社會行為性狀沒有遺傳基礎的論調。著名學者武夷山表示，人確實也是動物，從哲學角度上來說，有天使的特點，又具有魔鬼的特點，所謂魔鬼的特點就是與低等動物共同的那些自然性的、非文化性的東西。比如關於犯罪問題的對策，中國的文化傳統一向偏於強調教育、教化的那一麵，但如果我們注意汲取社會生物學的啟示，就會知道降低人口密度對於降低犯罪率也是非常必要的。

對此譯者之一毛盛賢指出，有研究表明，兩個有遺傳差異的個體，在相同或不同環境的相互作用下，依次可導致個體發育和神經元的差異，最終導致社會行為性狀的差異。毛盛賢認為，對非人類和人類的社會生物學研究，其中包括行為或本性的研究，必將會更科學地認識人類自身本性的共性和差異性，並承認和尊重這種共性和差異性，使得人類能更和諧地相處在人類的家園——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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