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佳
從美國拒絕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到哥本哈根的無果而終不歡而散，再到日本在坎昆氣候變化大會上上演的鬧劇……氣候變化這個詞，已經從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演變為環境、科技、經濟、政治和外交多學科領域交叉的綜合性重大戰略問題。
在這些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中間，中國又該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這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呢？
近日，在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辦的“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第106場主題報告會上，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作了題為《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及應對策略》的演講，從國際形勢和國家戰略角度對這一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度解讀。
“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由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和著名理論家鄭必堅於2003年共同倡導發起，宗旨為從國家戰略角度思考科學與人文、從科學與人文角度思考國家戰略。
論壇邀集中國高層領導、外國政要及國內外著名學者和專家，就人們共同關心的政治、科技、經濟、外交、環境、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各種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學術研討和交流，致力於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貫通。喬治·布什、李光耀、王岐山、曾培炎、楊振寧等都曾在論壇發表演講。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給出的結論，20世紀後半葉可能是過去1300年中氣溫最高的50年。過去100年全球平均溫度上升了0.74攝氏度，並且北半球氣溫上升得更明顯。
那麼未來的氣溫又會如何變化呢？鄭國光說：“這個問題目前還在研究當中，還存在許多不同爭議。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在21世紀，全球氣溫受氣候慣性影響還有可能繼續上升。”
“影響氣候的因素太多了，有人類活動影響，更多的是自然的變化。”鄭國光補充說，“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加強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
氣候變暖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但鄭國光認為，從整體上來說氣候變暖負效應要大於正效應，“變暖以後，極端天氣氣候事件明顯增加，這就對防災減災、保護生命財產安全提出了很多挑戰”。
鄭國光認為，在全球變暖背景下，我國氣象災害增多和增強的趨勢帶來的經濟損失很明顯。
從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西南地區發生有氣象記錄以來最嚴重的特大幹旱；今年初，新疆北部發生有氣象記錄以來最嚴重的雪災；5～7月份，南方地區連遭暴雨襲擊，吉林遭受了近50年來最嚴重的洪澇災害；甘肅舟曲兩個小時突降暴雨96毫米，引發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今年夏天，全國167個城市出現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高氣溫……
“有人說這種狀況和氣候變暖沒有關係，或者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對這件事，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在氣候變暖背景下，這種極端的氣象事件可能會頻發，我們應該有相應的防範和應對。”鄭國光說。
“氣候門”不足以推翻此前結論
2009年11月，一名電腦黑客截獲了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氣候研究小組成員之間的電子郵件，其中有科學家開玩笑稱要篡改有關數據，以誇大氣候變暖的事實。
此事被媒體稱為“氣候門”事件，“氣候門”披露後，IPCC立刻成為眾矢之的，許多人因此指責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結論有造假的嫌疑。
鄭國光認為，東安格利亞大學的數據可能有誇張的嫌疑，但並不能改變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趨勢。
事實上，針對國際社會和科學界的質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IPCC主席Rajendra Pachauri委托國際科學院理事會（IAC）組成了12人的獨立調查小組，對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展開調查，中科院院士方精雲也是成員之一。5個月後，小組發布了一份調查報告，結果顯示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總體上是成功的”。
鄭國光說：“氣候變化的事實及其影響是建立在眾多科學陣地的基礎上得出的科學結論，個別科學家的不當行為和評估報告存在的失誤，不足以推翻氣候變化的事實和總體結論，也不足以影響IPCC報告的權威性和貢獻力。”
“我是IPCC的中國代表，如果就這樣推翻IPCC報告，我也會感到很委屈。”鄭國光介紹說，IPCC報告的評審過程非常嚴格：初稿編製出來後，先分發給科學家評審，修改後發給各個國家的首席代表，代表組織本國科學家進行評估；意見反饋回去，IPCC再進行修改，然後再提交給各國首席代表，再組織評審；直到統一意見後，還要逐字逐句對評估報告進行會議評審，最後形成評估報告發布。
風口浪尖上，中國怎麼辦
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是世界第一，人均排放也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國對中國已是步步緊盯。而在國際社會上，氣候變化問題的本質，已經由最初溫室氣體排放權的爭奪演變為國家發展權益的爭奪，現在更是成為了國際政治主導權的爭奪。
“中國已經處在氣候變化問題的風口浪尖上，可以說是進退兩難。”鄭國光說，“中國既要負起負責任大國的責任，又要維護自己的發展權益，這裏麵的艱巨性、複雜性可想而知。”
鄭國光坦承，目前我國人均GDP的排放量確實比較高。據統計，中國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但中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卻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這樣巨大的落差和我國以往的發展方式有關。不過鄭國光認為，這也說明了我國在“節能減排、提高能源效率、提高發展質量方麵還有很大的潛力”。
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後，我國陸續關閉了許多高能耗的工廠設備，也出台了許多促進節能減排的政策措施，低碳的理念也已經滲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麵麵，“十一五”期間的節能目標也有望得到全麵落實。
“應對氣候變化，我們國家是認真的，這方麵的成效國際社會也是認同的。”鄭國光總結稱，“在這問題上，我國的機遇和挑戰並存，發展的結構和質量至關重要。”
與鄭國光的論斷相關聯的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上，特別強調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加強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努力建設以低碳為特征的產業體係和消費模式。而10月份結束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也專門提出要把大幅度降低能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作為季度性指標，加強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
我國的核心利益是保持國家的發展權益，爭取應得的發展空間。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也將一如既往地發揮建設性作用，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發展道路。就這一問題，鄭國光提出了5項建議：第一，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國內能源和產業結構調整，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第二，提高我國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特別是加強應對極端氣候事件的能力建設；第三，加快建設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法製、體製和機製；第四，加強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支撐能力；最後，提高全民應對氣候變化的知識和能力。
“就像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環境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發展問題，歸根到底是發展問題。”鄭國光最後表示，“氣候變化不僅僅是政府的事，也是企業的事，更是科學家的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事。所以希望大家行動起來，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科學時報》 (2010-12-14 A1 要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