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哥本哈根會議開幕之際:無論發生什麼 都將影響曆史

　　來源：科技日報

12月6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工作人員布置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會場。新華社記者徐速繪攝

12月7日，哥本哈根會議的大幕就將開啟。有人說，如果本次會議取得成功，將不啻於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建立。一場看上去隻是討論氣候的國際會議為何如此重要——

“2009年，將會因為金融危機而被曆史銘記嗎？不，我們不希望這樣。2009年應該被這樣銘記：在這一年，全球找到了解決氣候變化的方法，找到了應對挑戰的政治意願，並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希望和機會。”

全球自然基金會（WWF）所發表的這段話，道出了人們的期待。未來12天裏，美歐名城哥本哈根所發生的一切，也許都將影響未來數年裏的全球氣候政策，甚至影響人類曆史。

談什麼？怎麼談？

“為達成一個明確統一的新協議，各國需要拿出合作與妥協的精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秘書長埃博爾日前表示。

他指出，在哥本哈根可以而且必須達成一個新協議，它應該包括3個方麵：發達國家到2020年的中期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能力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減緩氣候變化的短期和長期資金和技術支持。12天的談判，就將圍繞這些主要議題展開。

《公約》有兩個附屬機構：監督《京都議定書》執行進展的附屬履約機構（SBI）和負責向《公約》締約方大會提供技術轉讓等建議的附屬科技谘詢機構（SBSTA）。根據議程，兩機構都將於12月8日—12日召開自己的第31次會議。

“大多數議題都將被拿到這兩個會議上討論談判，形成草案後，遞交締約方會議批準。實際上每天討論的具體問題都是新鮮出爐的，要根據前一天的談判進展而確定。”即將動身前往丹麥的“氣候組織”政策與項目研究總監喻捷介紹說。

以SBI會議為例，會議將審查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果，對發展中國家獲得和分配資金支持的情況進行通報，並向兩個締約方大會遞交這些問題建議和決定草案。

“議程中間幾天是不對媒體和非政府組織（NGO）開放的非正式團體會議，這些會議實質上就是各國談判代表唇槍舌劍的‘戰場’。”喻捷告訴記者，“最後幾天是最高潮的階段，屆時很多國家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都將參會，大會將宣布最終達成的協議，至此，這場年終氣候大戲的結局也將水落石出。”

為啥要談？

“排放權即發展權”這句話近來反複被提及。正因如此，這場討論氣候的國際會議才受到了超乎尋常的重視。可以想見，哥本哈根貝拉會議中心的談判桌上，將會是怎樣一幕“硝煙彌漫”的情景。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鄒冀指出，氣候談判是國際戰略的新“邊界”，討論的實質是國際責任體係建立過程中的權利分配問題。“在全球變暖對溫室氣體濃度提出新要求的前提下，溫室氣體排放容量正成為新的稀缺戰略資源，事關經濟發展戰略空間和發展權力。”

清華大學教授何建坤則算了這樣一筆賬：要實現到2050年控製溫升2℃的目標，發達國家就要減排80%，人均排放為253噸，而發展中國家所留有的排放空間僅為人均82噸左右，這將嚴重製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若從曆史角度來看，反差更大：從1850至2050年間，發達國家的人均累積排放將高達1206噸，而發展中國家隻有330噸。

與此同時，減排就意味著未來各國經濟將往低碳方向轉型。鄒冀表示，低碳經濟形態的形成將重新定義長期競爭力，具有廣泛而重大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含義，進而關係到國際戰略競爭的格局。而低碳經濟的形成要依賴技術，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未來碳技術戰略儲備不足，創新能力薄弱。僅以中國為例，中國節能減排領域目前有幾十種主流骨幹技術，但其中的很多中國都不掌握其核心技術；而“在美國國會的字典裏，是沒有‘給中國錢’這幾個字的”。

因此，無論是減排目標還是技術轉讓與資金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能否在此次談判中達成一致，都還是個未知數。

中國：盡力而為 量力而行

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前，中國剛剛宣布了具國內約束力的減排目標：到2020年，在2005年基礎上碳強度下降40%—45%。

對這一目標，鄒冀用他的模型算了一筆精細“賬”。曾有國外機構稱，中國的這一目標隻相當於“十一五”時期的基準線。對此，他反駁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根據測算，在繼續實施現有減排措施而不采取新手段的情況下，碳強度的下降幅度為30%。“這個數字才是基準情形。”

如果碳強度下降40%，新增的成本還不明顯。若繼續減少到45%，則中國今後10年每年需為此多付出300億美元的增量成本，相當於每一個中國居民每年要多負擔64美元。“即使是實現基準情景，也是需要付出很大代價的。”鄒冀表示。

此外，他還研究了碳強度下降50%時的情況，這時中國就要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平均每年付出的增量成本高達860億美元。

因此，“當前中國選擇這樣的自主減排目標，既是對國內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也是對國際合情合理、講究分寸的”。

拯救氣候，不能再拖延

早在1896年，瑞典物理學家斯凡特·阿累尼烏斯預言了我們今天將麵臨的氣候危機。但當時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之後，人們才發現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是多麼的正確和富於預見——根據他的計算，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增加一倍，全球氣溫就會平均上升2℃—6℃，這正與今天的氣候模型相符。

科學家們指出，地球正在變暖已是不爭的事實。上世紀地球平均升溫0.74℃，且大部分升溫在1970年以後。如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比200年前高出了40%。自2000年以來，人類通過燃燒化石燃料和破壞森林這兩大主要手段，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年正以超過2%的速度增加。同時，自然生態係統能夠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卻在持續減少，剩下的那些氣體將一直長存於大氣中。

氣候變暖將導致各種氣候和天氣情況愈加極端——颶風更多，幹旱地區更幹旱，冰川融化，海平麵上升——全球至少1億人口流離失所……而這些，還將不是全部。

“金融危機是人們透支消費的結果，而氣候危機則是透支地球資源的結果。”博埃爾的話正標明現狀，“目前我們已沒有時間可浪費。”（錢 煒）

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今日召開

　　中國證券報-中證網

12月7日，廣為關注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輪締約方會議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開幕。

觀察人士認為，在各國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確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資金和技術支持兩項基礎性議題的探討前景均顯艱難的背景下，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製定新的氣候協議以最終取代《京都議定書》的努力，可能無法換來圓滿結果。不過，考慮到此前來自全球範圍內的廣泛關注和由各國領導人參加的政治影響力，哥本哈根將至少能夠出台一份相關的建議性文本，並於未來再轉為法律協議。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環境發展研究室主任陳迎認為，上述兩大議題的探討結果是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是否成功的判定標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長伊沃·德波爾5日指出，全世界都期待著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最終“能夠見證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曆史性轉折點”。

但是，圍繞兩大基礎性議題的探討不會一帆風順。在過去半年內為本次哥本哈根會議提前進行的多達9輪的立場協調過程中，相關進展異常緩慢。

在減排目標方麵，全國人大環境委調研室副主任翟勇表示，發達國家曆史上進行的溫室氣體大肆排放，已被認定為目前全球麵臨嚴重氣候挑戰的主要原因。而發達國家目前提議關注當今各國的碳排放規模，實際上是對其自身曆史排放經曆的一種掩蓋。因此，在製定減排目標時，更應關注各國的人均累計排放量。

實際上，即使考察當前的排放量，各國的目標也都因為帶有附加條件而存在不確定性。陳迎指出，歐洲很可能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對發展中國家重新提出，將減排相關目標與貿易問題相掛鉤。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和資金支持的議題也可能麵臨艱難前景。德波爾曾於9月指出，會議成功要建立在滿足一定政治需求的基礎上，即發展中進行減排可以讓發達國家情願接受更高的減排比例。同時，有減排目標的發展中國家會在技術引進和研發方麵投入更多，有助於技術轉移，也滿足了發達國家的全球共同承擔減排任務的政治需求。

但這一明顯傾向於發達國家立場的官方表態，將很難得到發展中國家的響應。翟勇強調，設定減排目標是負責任發展中國家的道義行為，但這樣的道義行為應與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義務相區別，更應作為全球“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而非強製性義務寫入框架協議。12月3日，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就在宣布印度將於2020年實現在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基礎上減少20%至25%的目標時強調，印度在即將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不會簽署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高健) （責任編輯：方芳）